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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周報記者 楊凱奇 發自廣州
10月12日，漢唐風格的重慶渝州賓館主樓裡，酒店工作人員正在為即將舉行的一場會議忙碌。渝州賓館是重慶的老牌政務接待賓館，見證過原柬埔寨親王西哈努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等外國政要的來訪。這一次，工作人員擦亮地板、鋪上紅毯、調試燈光，絲電動床毫不敢怠慢。第二天，“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以下簡稱“對話會”）將在這裡舉行。
與他們同樣忙碌的，還有來自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以下簡稱“中聯部”）和重慶市委的工作人員。此次對話會的參會人數遠超上屆，300多位來自中外的重量級嘉賓到場，是重慶市近年來承辦的參會政要最多、層次最高的一次國際會議。
中聯部新聞辦公室向時代周報記者回應稱，為瞭籌備這屆對話會，中聯部專門成立瞭籌備組，早在今年4月就啟動瞭相關工作，較往年提早瞭3個月，邀請與接待外賓則是禮賓部的重頭戲。在中國政黨的外交中，對話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最直接的對話平臺，它肩負著“直接對外傳播中國共產黨權威聲音、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的重要使命。在這場會議上所發出的聲音，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向世界釋放出的強烈信號。
每一次對話會都由中聯部與一傢單位共同舉辦。本屆對話會由中聯部主辦、重慶市委承辦。事實上，這也是對話會第一次離開北京，落地到重慶直轄市。
“本次對話會以‘全球經濟治理創新：政黨的主張和作為’為主題，既與G20杭州峰會相承接，又突出政黨的特色和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在對話會上發表主旨講話時介紹說：“我們願以本次對話會為契機，與各國政黨加強相互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不斷完善架構、提升能力、造福世界。”在對話會的召開過程中，一個比喻被多次提及：對話會猶如一扇旋轉門，把世界請進來，把中國聲音和中國形象傳出去。
對於此次對話會的參會者，中聯部方面將其概括為：一大撥外國高幹、一大撥學界翹楚，還有幾個商界大咖。亞投行行長金立群來瞭，網紅企業傢李彥宏、劉強東也來瞭。
中聯部新聞辦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邀請工商業領袖參會，是對話會史上頭一回。“以往的主題都偏政治，這次偏經濟一些，給瞭企業傢參與、發聲的空間。”中聯部認為，企業傢參會，給外界提供瞭一個洞悉中國經濟治理的微觀切口；而對企業自身而言，分享經濟治理創新帶來的紅利，與國際知名專傢和政要對話，能夠從更大的格局上思考謀劃企業的發展和佈局。
首次離京落地重慶
對話會第一次離開北京，選擇瞭重慶這座中國最年輕的直轄市。
“重慶經驗”是這屆對話會上提及程度頗高的詞匯之一。從2014年一季度開始，重慶的GDP增速便一直在全國領跑，至今已領跑十個季度。重慶市統計局發佈的半年報顯示，今年上半年重慶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8000.8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6%，較全國高3.9個百分點。今年1-9月，重慶GDP增幅更達10.7%—與會代表從重慶市長黃奇帆口中聽到瞭這個數字。殊為難得的是，在全國實體經濟普遍低迷的情況下，重慶的經濟主要還是靠工業拉動，其中汽車和電子兩大產業貢獻良多。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第一次到訪重慶還是在1978年，他坦言，在改革開放初期，曾感覺重慶可能沒希望，不可能有什麼發展，但如今看到，重慶在這十年確實發展很快。
談及中國共產黨如何進行經濟治理，黃奇帆現身說法：十八大以來，重慶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部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抓住最近十年市場需求和國際化需求最大的手機、電腦、打印機、汽車等來發展。
“現在全球1/3的電腦是重慶造，去年全球大體銷售1 .81億臺，重慶生產6000萬臺。全球一年銷售15億臺手機，重慶大體能生產3億臺左右，占1/5。全國一年生產汽車2400萬臺，重慶達到330萬臺，在31個省市區中產量最大。”黃奇帆說道。
同時，重慶抓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行“三去一降一補”政策。黃奇帆介紹，僅去庫存方面，2016年在大半年時間裡去掉720萬多平方米商品房庫存，預計全年消除1000萬平方米。重慶還去掉1000多個僵屍企業，其中300多個為房地產企業。
世界銀行前行長、經濟學傢林毅夫表示，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傢內部都有瞭共識，要想從全球經濟危機中真正復蘇，就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但8年過去仍然沒有推行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發達國傢結構性改革的內容是金融機構去杠桿、政府減少財政赤字等，“但這些政策在短時間內會減少需求、減少投資、降低經濟增速、提高失業率，在政治上是不允許的”。
與會專傢表示，這是重慶結構性改革的勝利，背後體現出的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優越性。
重慶地處西部，是什麼讓其有如此強勁的經濟發展動能？這成為與會代表的共同疑問。為瞭答疑解惑，對話會在重慶當地安排瞭一系列活動。會議當天，代表們考察瞭重慶市規劃館，並與重慶市主管經濟的官員座談，瞭解重慶發展經驗；此後又考察瞭三峽博物館，探究“巴蜀文化”如何形塑瞭今天的重慶精神。
最重頭的活動安排在10月15日上午。8點30分，部分參會人員來到位於重慶市渝中區上清寺中山四路36號的重慶市委機關大院。這裡不僅是中共重慶市委的所在地，也坐落著一系列歷史建築群。1945年，國共雙方曾在這裡商談瞭43天，最終達成《雙十協議》，間接決定瞭抗日戰爭後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中聯部副部長郭業洲介紹稱，組織外國政要、學者走進一個省或直轄市級別的黨委，“這在中共黨史裡是第一次”，其目的就是想讓他們近距離地觀察中國共產黨如何在省一級開展工作，瞭解中共不同層級是如何運作的。
與會代表們走進小山坡上的重慶市委2號樓，重慶談判具體的舉行地點就在這裡，同時，這棟建築也是1950年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的辦公樓。對於這位中國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不少外國學者都非常感興趣。據媒體報道，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在參觀完這棟鄧小平辦公樓後意猶未盡，直到當天下午舉行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還反復咀嚼著鄧小平在這棟建築中曾說過的一句話：“政治是人民的，也是為人民的，共產黨就是為發展生產力的。”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很簡單，就是兩個字：人民。”鄭永年在會上說。他分享瞭自己走進重慶市委大院的體會，認為從重慶幹部身上讀到瞭“恐慌感”和“自信感”。他認為，恐慌感是中共在歷史上進步的動力；而有瞭“自信感”後，中共就不會迷失方向。隨後，重慶市委副書記張國清的發言仿佛是對鄭永年的一種回應：“我和我們在座的同事，現在都是‘誠惶誠恐’，老有一種恐慌，生怕哪天幹得不好，老百姓不滿意。”
李彥宏、劉強東也來瞭
與往年相比，民營企業傢的參與，成為今年對話會的一大亮點。
“在看到這個主題後，企業都挺感興趣的，他們覺得從政黨的角度看全球經濟治理創新，這個角度很獨特，企業也很好奇，參加黨舉辦的國際會議到底是一種什麼體驗”，中聯部有關負責人稱。
在回答“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源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問題時，京東CEO劉強東沒有復制冠冕堂皇的場面話，而是實打實地舉瞭個例子：“京東最早做電商的時候，不像亞馬遜在美國有非常先進的物流體系。但通過中國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京東目前已建立瞭覆蓋中國每個村落的龐大、高效的物流體系，將中國的用戶體驗發揮到瞭極致。”
中聯部曾透露，為瞭這次參會，企業的公關團隊積極與中聯部進行瞭多次溝通，詢問瞭很多細節。京東商城公關部在回應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要求時稱，中聯部在與京東溝通時采取瞭多種手段，“包括但不限於微信、郵件”，“怎麼效率高就怎麼來”。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學教授唐昊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區別於第一屆主題“中國改革：執政黨的角色”、第二年主題“從嚴治黨”，今年的主題“全球經濟治理創新：政黨的主張和作為”令人耳目一新，“弱化瞭政治性，承接G20杭州峰會的主要命題並從政黨的方向延伸開去，因而能吸引到更多人關註”。他認為，企業傢參會是從微觀經濟元素的角度，宣揚中國經濟治理的成就，“與重慶市的宏觀手段構成一個立體的宣傳格局”。
相比於劉強東，百度CEO李彥宏顯然不滿台灣電動床工廠足於隻分享經驗，他表示，“中國政府堪稱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能夠連續保持這麼一個經濟體40年的高速增長，其實有很多東西是企業傢可以學習的。”他還提到瞭中國互聯網行業在過去20年中的飛速成長，並認為，這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背景。
中聯部部長宋濤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表示，此次以全球經濟治理為主題，與習近平在9月27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們要抓住機遇、順勢而為……要繼續向國際社會闡釋我們關於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理念，引導各方形成共識”有關。唐則昊認為，“把企業傢叫過來開會，是這個主題的需要”，商議全球經濟治理，需要政界、學界和商界的群策群力。
宋濤表示，G20杭州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向全世界闡釋瞭我們自己的全球經濟治理觀，讓國際社會更加關註黨和政府在‘全球經濟治理’上的立場、主張和作為”，而這次對話會，目的就是“繼續對外系統闡述中國共產黨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的理念和實踐，把關於全球治理創新的討論引向深入，把一些在政府外交場合沒有機會講出來的話講深講透，策應、放大我們的倡議、理念，彰顯我們黨與世界政黨共同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創新的共識和作為”。
會議期間，中國的結構性改革措施以及“一帶一路”方案，受到瞭來自各國學者和政黨代表的一致好評。
旋轉門
10月15日，渝州賓館的大會議廳被裝點成藍色與金色交織的殿堂，300多張椅子座無虛席，與會代表們還在翻閱手上的筆記。第三屆對話會即將閉幕。
中聯部部長宋濤在對話會閉幕式上致辭：未來，中聯部希望將對話會同時打造成“世界看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看世界”的重要窗口，同時，希望對話會能夠成為促成不同文明與文化之間溝通的橋梁，“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與大傢一起分享經驗”。
在會議進行的三天裡，“旋轉門”的比喻曾多次出現：將“世界”請進門，把中國聲音傳出去。
與會嘉賓們在重慶市委大院的考察是此次對話會最大的亮點，但可能隻是中國共產黨向世界展示開放態度的第一步。中聯部副部長郭業洲介紹說，未來，中聯部還計劃將這種體驗式的考察安排在市、縣等更加基層的黨委，從而讓外界瞭解並觸及中國共產黨的神經末梢。
實際上，此種形式的考察在中聯部的框架內已有嘗試。7月7-15日，中聯部下屬的當代世界研究中心邀請歐美中青年學者考察團深入中國鄉鎮一級的基層黨組織進行考察，考察的地點同樣選在瞭重慶。考察團在調研重慶武隆縣仙女山鎮的石梁子社區、雙河鄉的木根村等地時興趣十足，對他們而言，這是一次難得的涉足中國基層黨組織的經歷。
韓國學者李鐘赫曾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仙女山鎮的考察，把他曾經閱讀過的有關改革的文件具體化和形象化瞭，“我看到瞭改革的具體成果，也看到瞭基層部門是如何參與改革的”。
“研究中國事務，無論你對中國的印象如何，關鍵還是要到中國去，去真正體驗中國的生活方式，去盡可能多地認識不同背景的當地人。作為一名外國人，這是唯一瞭解中國的方法，也可以避免很多必要的誤解，建立一個更準確可靠的中國印象。”參加考察團的法國學者博大安向時代周報記者坦言自己的感受。
在此次對話會上，許多發展中國傢政黨代表表示，想向中國學習經濟治理經驗，希望中國能承擔起“老師”的角色，為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傢傳道、授業、解惑。“在過去許多年，中國都不願意扮演發展中國傢的領導者的角色，它堅持不幹涉他國內政的政策。但遺憾的是，世界上的大國不都是像中國這樣的‘天使’。”南非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總書記格維德?曼塔謝在開幕式致辭中談道，從非洲的角度來說，中國正在填補由柏林墻倒塌、冷戰結束以及單極世界崛起而產生的真空。
瓦努阿圖總理薩爾維向重慶市委副書記張國清提問：“我們治理幾十萬人的國傢都有很多問題，你們國傢這麼大，怎麼管理？”張國清表示，中國共產黨95年的探索，讓幾億人民擺脫瞭貧困，這構成瞭中共執政的治理基礎。
此次對話會最後形成瞭《重慶倡議》。在這份倡議書中，政黨角色被如此定義：“政黨作為國傢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組織和重要力量，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完全可以發揮方向引領者、力量培育者和進程推動者的作用。”
中聯部信息傳播局局長孫海燕在閉幕式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她自己有兩個沒想到。第一是各方交流的熱情，“大傢真的是抓住每一點時間，包括吃飯的時間、茶歇的時間，都在討論”；第二則是共識，“無論是我們面臨的挑戰，我們下一步改革的理念和方向，以及我們下一步如何去行動和實踐，共識都遠遠大於分歧。”
中國房地產摔不起大跟頭
以中國房地產目前的體量和金融體系應對內外沖擊比較脆弱的彈性和韌性而言，摔不起大跟頭。因為那將是巨石墜落、山呼海嘯、爐心熔毀般的。對管理層來說，面對復雜局面已別無選擇，沒有退路。
誰會是中國下一個一線城市？
若幹年後，中國城市可能出現類似中國乒乓球隊那樣的“在世界拿名次容易，在中國拿名次難”的局面。中國的一線，我們假定隻能在5個以內。除瞭北上廣深，下一個是誰，我覺得是杭州。
房價上台灣電動床工廠漲或將提振消費數據
未來兩個季度內，住房相關消費有望保持強勁；房價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也可能會在接下來的4~5個季度內對消費產生一定的提振作用。因此，我們預計可選消費的恢復性增長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緩沖地產降溫對經濟增長的潛在負面影響。
個稅改革應在房產稅改革之後
這幾年下來，因為房價漲幅過大，實際上許多人都會發現，幹什麼工作都不如買套房。因此真正決定財富的，是是否買房，多早買房，買瞭多少房。要體現財富再分配，應該是讓那些持有多套房產的人多納稅。這樣才合理，不是嗎？
B5EDCFB64711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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